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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在内的整个宇宙。（《理解人类本性》）并不是指大人们说服你一定要适应的现有社会。
相反，有时候我们还会碰到坚决反对现有社会共通观念和常识的情况。当年纳粹强迫人们做出表态时，很多阿德勒派别的人表示反对纳粹，结果被拉到集中营遭到杀害。阿德勒派曾经一度几近灭绝。（霍夫曼《阿德勒的一生》）
被称为“social interest”的理由
共同体感觉的原语是Gemeinschaftsgefühl，阿德勒英译时特意选择了social interest这个词汇。共同体感觉的“共同体”，如前面所述，并不是指现有的社会。social interest这个翻译，并不强调人与共同体之间的关联性，而是将重点放在了social上、即对于人际关系的关心（interest）、对他者的关心上。
Gemeinschaftsgefühl，还有其他的翻译，如communal sense、social sense等几个表达方式，其中阿德勒最喜欢的是social interest。他指出这个翻译的优点在于，“关心（interest）比感情（feeling）、感觉（sense）更接近行为”。（Ansbacher， Introduction。 In Adler， The Science of Living）比起被动的个人（reactor），更强调作为行为者（actor）的个人。
“关心”的英语是interest，这在拉丁语中是inter esse（est是esse的三人称单数），即“位于中间，或处于之间”的意思。“抱有关心”是指，对象和我“之间”（inter）有一定的关联性（est）。对方身上发生的事并非与己无关，而是有某种关联性，唯有我们这么认为时，才能算是对他者抱有关心。
关心的对象，并不只是眼前的人。阿德勒曾经这样说过。
“中国某处的孩子们挨打时，我们应该受到指责。这个世界没有一件事与我们无关。我总是在想我能为改变这个世界做点什么。”（Bottome，Alfred Adler： A portrait from life）
对他者的关心
阿德勒说的道理其实很简单。抱有共同体感觉，是指对他人抱有关心。阿德勒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改变一个只对自己感兴趣的人，让他们变得也对他人感兴趣的重要性。我们必须把self interest（对自己的关心）改为social interest（对他者的关心）。
共同体感觉是，判断一个人是否认可他者的存在、对他人抱有多大关心的标准。而且，有共同体感觉的人关心的不是他人为自己做什么，而是关注自己能为他人做什么。而且，往往并不止于关心，他们会想如何才能将这些关心付诸实践，真正为他人做事，为他人做贡献。
有些人不想认可他者的存在，或者即使认可了他者的存在，也认为整个世界是以自己为中心在转的。我们在前面考察的神经症生活方式的人，就是这样看待自己与世界之关系的。
阿德勒说“对自己的执念”（Ichgebundenheit）才是个体心理学要重点攻击的靶子。（Alfred Adlers Individualpsychologie）
共鸣
阿德勒很重视“共鸣”。要想理解对方，必须先将对方和自己视为同一。（《难教育的孩子们》）比如，“如果换作我的话”把这句挂嘴边，把自己的看法套用在对方身上，（这就是前面所提的“属性化”），用这种做法根本就不可能正确理解对方。我们需要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设身处地地为对方考虑。要想与对方产生共鸣，并非易事。但这才是共同体感觉的基础。
阿德勒说，“用他人的眼睛看、用他人的耳朵听、用他人的心去感受”（《个体心理学讲义》），这就是共同体感觉的正确定义。不是“自己”，而是以“他人”的眼睛去看、听、感受，这样才能产生共鸣，才能获得共同体感觉。
比如，走钢丝的杂技演员差点从钢丝上掉下来时，台下的观众看着会十分揪心，他们能够感同身受，替演员捏一把汗，心里会感觉到恐惧。还有，想要杀人时，不能将对方和自己视为同一，所以杀人犯往往都会避免去正视对方充满恐惧的眼睛。看到它，杀人犯就无法对其下手了。杀人时用布去盖住对方的眼睛，这种行为不是替被害人考虑，而是因为杀人犯自己不敢看到对方眼睛才会这样做的。
战争
不仅仅是个人之间的杀人行为。阿德勒指出，战争是“为拯救人类文明、进步与人类文化，必须废除的人类最大灾难”。（《儿童教育心理学》）阿德勒在服兵役期间，趁休假在谈及共同体感觉时，质问他人凭什么不让人们反对战争，因为在他看来战争“等于是组织化的杀人和拷问行为”。（霍夫曼《阿德勒的一生》）有人问作为军医他对这场战争有什么印象时，他回答作为军医，目睹了人们内心的恐怖和切实的痛苦，他还强烈指责奥地利政府为了继续战争而不停地重复撒谎。阿德勒就是在这个场合上，提到了共同体感觉。
我们来看看前面提到过的“共鸣”要是放在战争这个问题上会如何作解释。战争不停止，是因为人们的共鸣能力、想象力严重不足和严重缺乏而引起的。
战争中总会有“这个人”或“那个人”死去。看到死者的脸，人是无法继续战下去的。发射导弹的士兵会接受专门训练，以确保他们不去联想具体个人的死亡。他们身上的产生共鸣能力以及想象力都会被有意识地、人为地消除掉。战场上明明每天都有不计其数的人流着鲜血死去，然而，没有直接参加过战争的人，接触到的是已排除了鲜血的、单调干燥的报道而已，他们在看和听这些报道的过程中逐渐麻痹其中，失去共鸣能力。那些毫无打算要赴前线的政治家身上根本找不到共鸣能力，这是不争的事实。
阿德勒说过“作为医生所目击的恐惧和痛苦”，他当时是在陆军医院服役，负责评估住院患者出院后能否继续服役。
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阿德勒是不同意心理创伤说法的。但是他身为军医，在人与人残酷厮杀的战场上，一定见过不少患有心病的人。在考察阿德勒如何看待战争神经症之前，我们先来确认一下阿德勒对于神经症治疗方式的大方向。
治疗方向
怎样才能治疗神经症呢？治疗者和患者建立良好的关系，治疗者鼓励患者提起勇气，这些固然重要；但是，更基本的应该是帮助患者理解行动、症状之目的，让他们意识到自身的错误。患者必须改善生活方式。
我们来确认一下什么是神经症生活方式。具体如下：
1。不想解决人生课题。
2。依赖他人。
3。支配他人。
4。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去理解人生课题。
5。认为他人皆为敌人。
总结起来，神经症者具有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观，只关心自己（self interest）。一方面，把他人视为敌人，同时，只关心他人能为自己做什么。这其实就是只关心自己的表现之一。
阿德勒想帮助他们改变自己，变得会关心别人（social interest）。这里所说的关心他人（social interest），就是前面所说的，共同体感觉（Gemeinschaftsgefühl）的英文表达。整个治疗过程和育儿、教育一样，是培养共同体感觉的过程。
要变得关心他人、而且做对他人有用的事情，就要先把他人视为“伙伴”而不是敌人。对于这一点，前面已经提过。如果可以将他人视为伙伴，那么自然而然地想为他人做出贡献。想到自己是以某种方式有用于他人的，也就会觉得自己有价值。这会给他带来自信，让他觉得自己可以为他人做出贡献、也有能力解决自己的人生课题。
即使是认为自己从未为他人做过贡献的人，哪怕为他人做过一次贡献，也会开始改变。只有相信不是过去决定现在时，神经症治疗才会变得可能。
理想化的共同体感觉
对于提倡共同体感觉的阿德勒来讲，战争会导致人与人反目成仇（gegen），在这一点上，战争和共同体感觉是两个极端对立的存在。
我对阿德勒的一生做过调查，有一件事觉得很不可思议。阿德勒虽然在战场目睹过很多悲惨的现实，却依然通过共同体感觉这个思想，对人类表现出了十分乐观的看法。我不禁想，阿德勒在战场看到人的无数愚蠢行为，难道就没有对“他者是伙伴”的想法产生过任何动摇吗？
阿德勒认为，共同体感觉是一种规范化的理想，即使在现实中无法实现，将它作为目标和理想这件事本身才是有意义的。我们再怎么关注杀人、战争等人类黑暗的部分，也无法消除黑暗。因为黑暗不是以实体的形态存在的。请注意此处藏着关键钥匙，可用来解开阿德勒在战争中获得的“共同体感觉”思想之谜底。
具有共同体感觉的人，会和他人合作、也会为他人做贡献（Sicher， The Collected Works of Lydia Sicher）。Sicher称，人天生具备“协作”的潜力（ibid。）。不过，这个“协作”能力是需要去培养的。阿德勒说，共同体感觉不是天生具备的能力，而是“一种先天具备的可能性”，必须靠有意识的培养才能开花结果。（《神经症人格是如何形成的》）的确是一种可能性，但究竟是不是先天性的，有待论证。共同体感觉若是先天性的，那么我们什么都不用做，它也能自动发挥和发展，可阿德勒明明是在说“必须靠有意识的培养才能开花结果”。
总之，这里强调的是，协作才是人类的原生态。Sicher说个体心理学是“假设（assume）人从一开始就主动选择了协作之路”。（Sicher， ibid。）
对于竞争，Sicher是这么说的。达尔文所说的以竞争为前提的适者生存理论，和作为人生第一原则的协作是背道而驰的。（ibid。）
达尔文也意识到（《儿童教育心理学》），动物比起单独活动，在成群结队时生存繁衍下来的概率会更高。人可以选择和人合作，也可以选择不合作。Sicher甚至说，合作是天生具备的可能性，而且也是事实，无论是从本性还是从生物学的角度上分析，非合作都是不可为的。（Sicher， ibid。）
请大家注意，Sicher说竞争是很常见但非正常的（usual but not normal），也是竞争最极大化的状态、即战争不是人类的本性（Sicher， ibid。）。我们不能说它是常见的，就能肯定它是正常的。
如此说来，大家应该能理解，阿德勒身处战争却能提出共同体感觉理论，并不是什么匪夷所思的事情。借用Sicher的说法，战争或许是经常发生的，但既不是正常的也不是人类的本性。
阿德勒指出，“一万人对一万人的战斗”（bellum omnium contra omnes）或许是一个世界观，但它不是普遍合理的。（《难教育的孩子们》）这句话以托马斯·霍布斯在《利维坦》中引用过的世人皆知的名言。人类都抱有自我保存欲，在压制别人的同时，追求自己的权利与幸福。这就是霍布斯所说的“自然状态”。
但是对于阿德勒而言，这种“一万人对一万人的战斗”，如刚刚所提到的，虽然是一个世界观，但不是普遍合理的，只有合作才是人类本来的状态，而不是争斗或竞争。阿德勒认为，人生是向着某种目标而采取的行动过程，“活着，就是进化”，人所追求的目标在本质上（sub spece aeternitas）应该是与整个人类走向完善之方向相一致的。
我在这里看到了阿德勒作为理想主义者的一面。理想主义者并不是无视现实。他们是基于现实状态，努力要超越它。值得一提的是阿德勒的基本思想，即他没有肯定现实中的竞争以及竞争达到极端时的状态——战争。
如果说阿德勒反对作为竞争最大化状态的战争，如前面所述，借用Sicher的说法，可以说协作虽不常见但属正常（unusual but normal），它才是必须给予肯定的。
当理想远离现实时，往往会被人们认为没有意义去提倡理想。但是请注意，理想一向和现实之间存在一定距离和分歧。阿德勒正是因为在战场目睹了悲惨的现实，而前面这种见解对现实产生的影响太大，所以，他才会为了躲避战争中的悲惨现实，创立了共同体感觉——这一理想化的思想。
事前理论和事后理论
“你那是理想论而已”，很多现实主义者反对理想主义者时常说的一句。首先得在现实中生活，这是起点，一切从这个起点开始，现实主义者的这个观点并没有错。但是，如果只看到现实，就容易陷入绝望，容易放弃，觉得什么都做不了、没有办法。一旦放弃，就不会再尝试改变现实。
现实主义从头到尾都在努力说明现实，但是说明并不能改变现实。对于一个抱着问题来找医生咨询的人，我们向他说明过去的成长经历才导致了你现在这些问题，过去经历才是原因，是改变不了他的现状的。现实主义被称为事后理论（post rem），理想主义则被称为事前（ante rem）理论。提出理想，人才会为了靠近理想而努力。弗洛伊德也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阿德勒不同的是，他认为人是有攻击本能的。我们一旦认可了人是有攻击本能，等于为他所有的事情提供了一个事后解释，根据这个理论，人犯下杀人罪也会被解释为“没有办法”。
战争神经症
阿德勒把战争神经症划入了神经症的范畴。他说，战争神经症本来就是有精神问题的人身上才出现的症状。（霍夫曼《阿德勒的一生》）
阿德勒认为，直面社会义务或借用前面提过的词汇的话，直面人生课题时露出胆怯的人会才会患上神经症。战争神经症也不例外，所有神经症都是发生在弱者身上的。弱者，无法让自己适应“大多数人的想法”，才会采取攻击性的态度，而这种态度就是以神经症的形式来呈现出来的。（霍夫曼，前述著作）从这个角度，神经症的确应该包含战争神经症。
阿德勒认为战争是无意义，批判政府发起战争的行为，这都是后来提出的。（霍夫曼，前述著作）我不认为阿德勒一开始也是抱着这种想法。神经症者遇到一个课题就想逃跑。对一个战争神经症者而言，战争就是他所直面的课题。我们是不是应该区别对待无法逃脱的课题和可以逃脱（或必须逃脱的）的课题呢？
实际上，阿德勒在战后指责某些人错用“共同体感觉”。（The individual Psychology of Alfred Adler）。还说，不应该把战争之罪推卸给志愿当士兵、志愿服兵役的人。
阿德勒为错用“共同体感觉”的例子举了在战争中军队最高指令官明知已经快战败，还在继续煽动几千个士兵赴战场送死的事情。司令官当然会主张自己这么做是为了国家利益，也有人同意这种观点，但是阿德勒说“不管司令官有什么理由，现在的我们，都不会把他当成是伙伴、同意他的观点了”。（《性格心理学》）
神经症患者康复后，阿德勒只能将他送回前线。这样做，等于是让他送死，可是阿德勒身为军医，只能忠实于自己的职责，他一直“陶醉”在这个想法中。有一个夜晚，他做了这样一个梦：
“我为了不把人送到危险的前线而做了好多努力。梦里，我突然有了一个想法，像是自己杀了一个人，但不知道杀的是谁。我一直在琢磨‘我到底是杀了谁呢’，于是，精神状态很差。其实，我是为了不让他送死，尽最大的努力把他送到一个最安全的部门，当然了，我是这样认为的。梦中的经历显然也是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个想法而出现的，当我理解了这个梦是一个借口而已时，从此再也没有做过梦。因为当我们不再依赖梦境，而是靠伦理和道理行动时，就没必要再为了做什么和不做什么而欺骗自己了。”（《个体心理学讲义》）
阿德勒不再根据梦，而是根据伦理来考虑事情后，便提出共同体感觉中的“共同体”或之前我们提过的“整体中的一部分”理论中的“整体”与现实中的共同体是不同的。对于战争神经症以及战争神经症的对待处理方式，也按照论理来做出理性的判断。
通常，人属于多个共同体。当眼前所属的共同体利益关系，与更大的共同体利益关系相冲突时，应该优先考虑更大的共同体利益关系。当我们需要决定患有战争神经症的士兵们康复后的去处时，如果我们考虑到了超过国家层面的、更大的共同体利益关系的话，就不会因为士兵们病好了就把他们送回战场。
站在这个观点考虑问题时，对于共同体的要求、比如这种情况下你被要求为国家而战时，有时还须说出“不”来拒绝。我们在前面分析过，阿德勒所说的共同体，不是现实中的共同体。认为无条件遵从国家命令的行为就是“善”（=好）的想法并不是阿德勒所说的共同体感觉。
阿德勒的友人、作家菲利斯·伯顿在见到阿德勒之前，期待见到一个“像苏格拉底一样的天才”。（霍夫曼《阿德勒的一生》）然而，见到真人后发现他只是一个普通人，并没有说出什么特别的内容，不禁对阿德勒失望。但是，当他听到阿德勒谈论战争时，伯顿幡然领悟到阿德勒的确不是一个普通人：
“当我第一次接触到阿德勒对于战争的观点时，不禁联想到了苏格拉底。公元前404年，雅典人投降，持续了27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终于结束。之后，没过多久是由反民主派的30人政权执政。该政权主要成员均为柏拉图的亲戚们，对于23岁的柏拉图来讲，似乎是一个参政的绝佳机会。”
然而，这个政权却变成了以斯巴达势力为后盾的独裁政权。反对派和疑似反对派的人一个个都被捕入狱被判死刑，变成了一个恐怖政治。30人政权命苏格拉底和其他四个人一同去萨拉弥斯（Salamis）强行带回一个叫雷恩的无辜的人。他一旦被带回来，就会被判处死刑。苏格拉底是怎么做的呢？其他四个人去萨拉弥斯带回了雷恩，只有苏格拉底拒绝执行这个不合理的命令，径自回了家。
“死亡对我来说一点都不是问题。我这是在用我的行动、而不是用语言——希望这个话不要听上去太粗暴——表达我尽全力坚持的做事原则，即人绝对不能做不正当、不义之事。”（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
第二年，30人政权被民主派的反对派用武力推翻，苏格拉底说要不是该政权及时被推翻，否则死的就是自己了。虽然苏格拉底有时候会遭人误解，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不是一个毫无原则地遵从和执行国家命令的人。
就这样，雅典恢复了民主制度，不料，Mélètos以该民主派的实力者Anytos为后盾，告发了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被判死刑。要知道，这可是为了保护遭遇亡命不公命运的民主派支持者雷恩而不惜性命来保护的苏格拉底呀。正义之士苏格拉底，以国法的名义被处死。苏格拉底所说的“不正当、不义之事绝对不可为”的“正义”，并非国家的正义。苏格拉底主张，遵守自己所属的国家之法律并不是高于一切的最重要的选项。
阿德勒不再把那些患有战争神经症的士兵们看成是为逃脱战争这一课题才得病的，同样，为不正当的权利支配而烦恼的人、核电站爆炸事故后被迫离开长年居住的故乡而患上了心病的人，我们不能把他们视为只是单纯逃避课题的弱者。阿德勒要是活在当下，就像苏格拉底保护雷恩一样，肯定会与那些最根本原因——“不正”战斗到底吧。
共鸣（resonance）
本章中提及，他者是和自己一样具有自由意志的存在，无法用蛮力强行支配。话虽如此，也不能把自己化成无，去迎合他人。自己和他者并不无关，离开和他人的关系，人是无法活下去的。那我们能不能谁都不去支配、也不受人支配、坚持自己的同时，与他人建立关系呢？
有些事情我们无法强迫他人，那就是爱与尊敬。“爱我吧”“尊敬我吧”。我们无法强迫他人来做这些。我们能为了成为一个值得受他人喜欢和尊敬的人，做出与之相符的行动，但是，仅此而已。他者如何看待自己，如前面所述，这不是我们自己的课题，而是他者的课题，既没法让他者爱上自己也无法让其尊敬自己。既然我们无法用强迫的方式和他者接触，那么接触他人的正确方式应该是什么呢？
森有正说道：
“里尔克的名字在我内心深处引起了共鸣，我突然毫不犹豫地、明明白白地悟出了我真正希望的是什么、究竟离它有多远等。”（《旅途中的天空》）
此处，需要注意的是，森有正将里尔克对自己产生的影响定义为“共鸣”（resonance，我内心的共鸣）。即不是支配、被支配的关系，而是两个人处于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在对方心中产生共鸣。
我们在后面会谈及“给予勇气”，所谓“给予勇气”，并不是这个词表面上所表达的那样给他人勇气的意思。阿德勒说，勇气这东西只能靠自己从有勇气的人身上学到。（Adler Speaks）。有勇气的人，会使他人引起共鸣。这就是阿德勒所说的“勇气会传染”（contagious）的真正含义。（ibid。）
对等关系
有可能产生共鸣的与他者的关系，是对等且横向关系。阿德勒说感觉到完全对等是比较困难的。
“命服侍的人和支配的人从脑子里完全剔除这等关系，感觉到双方是完全对等的，这即使是在今天也还是很难达到。（但是），有了“对等”这一想法，就已经是一大进步了。”（《性格心理学》）
“感觉到完全对等，即使是在今天也还是很难达到。”阿德勒这句话放到现在也无人能反驳，这是一件很悲哀的现实，但是，“有了‘对等’这一想法，就已经是一大进步了”这句话很正确。
“男性与女性的共生，必须以男女双方不是服从关系，而是一种伙伴关系、是一个劳动共同体为前提。这件事，即便现在也只是一个理想，但是至少它能作为一个标准来让我们看到人类文化进步了多少、离那个理想还有多少距离、失误是从哪里开始等。”（前述著作）
阿德勒很早就指出对等的人际关系之重要性。今日，男女对等关系，谁都觉得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即便如此，还有很多人认为，尤其是在意识层面上男性比女性处于优势。即使没有很赤裸裸地说男女不平等，但是他们的言行举止暴露了他们内心的想法。而且，很少有人认为大人和孩子是对等的。在职场，很多人认为上司比下属要高人一等。不管是哪一种，只是知识、经验、肩上的责任轻重的不同而已，作为一个人是对等的。除非平等观念作为一种感觉来渗透到人的内心，而不是作为一个大道理来存在，否则阿德勒所说的一切都是无效的，而且还可能被人误解，误用和乱用，给我们带来坏处。阿德勒说。
“如果想一起开心生活，就要彼此将对方视为对等人格。”（《神经症人格是如何形成的》）
“我们必须把孩子们当成朋友、当成对等的人。”（《儿童教育心理学》）
阿德勒说“现在还只是个理想”，但是，不管现实如何，阿德勒所说的对等的理念、理想如果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就应该为了实现这一理念而做出努力。
想要支配人是问题自然要解决，除了这个，对那些想支配自己的人，我们不能采取默许的态度，更不能主动卑躬屈膝地迎合和服从对方。阿德勒说道：“有一种人，对很无聊的事都会表示感谢、还总为自己的诞生而找理由。”（《性格心理学》）“总为自己的诞生而找理由”读到这句，我想起太宰治的《二十世纪的旗手》中一句著名台词“生为人，请原谅”。无论是谁，不是因为他做成了什么、而是因为他来到了这个世界、此时此刻还活着，这个事实本身就是有价值的。不用为这个找什么理由。
包括在内的整个宇宙。（《理解人类本性》）并不是指大人们说服你一定要适应的现有社会。
相反，有时候我们还会碰到坚决反对现有社会共通观念和常识的情况。当年纳粹强迫人们做出表态时，很多阿德勒派别的人表示反对纳粹，结果被拉到集中营遭到杀害。阿德勒派曾经一度几近灭绝。（霍夫曼《阿德勒的一生》）
被称为“social interest”的理由
共同体感觉的原语是Gemeinschaftsgefühl，阿德勒英译时特意选择了social interest这个词汇。共同体感觉的“共同体”，如前面所述，并不是指现有的社会。social interest这个翻译，并不强调人与共同体之间的关联性，而是将重点放在了social上、即对于人际关系的关心（interest）、对他者的关心上。
Gemeinschaftsgefühl，还有其他的翻译，如communal sense、social sense等几个表达方式，其中阿德勒最喜欢的是social interest。他指出这个翻译的优点在于，“关心（interest）比感情（feeling）、感觉（sense）更接近行为”。（Ansbacher， Introduction。 In Adler， The Science of Living）比起被动的个人（reactor），更强调作为行为者（actor）的个人。
“关心”的英语是interest，这在拉丁语中是inter esse（est是esse的三人称单数），即“位于中间，或处于之间”的意思。“抱有关心”是指，对象和我“之间”（inter）有一定的关联性（est）。对方身上发生的事并非与己无关，而是有某种关联性，唯有我们这么认为时，才能算是对他者抱有关心。
关心的对象，并不只是眼前的人。阿德勒曾经这样说过。
“中国某处的孩子们挨打时，我们应该受到指责。这个世界没有一件事与我们无关。我总是在想我能为改变这个世界做点什么。”（Bottome，Alfred Adler： A portrait from life）
对他者的关心
阿德勒说的道理其实很简单。抱有共同体感觉，是指对他人抱有关心。阿德勒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改变一个只对自己感兴趣的人，让他们变得也对他人感兴趣的重要性。我们必须把self interest（对自己的关心）改为social interest（对他者的关心）。
共同体感觉是，判断一个人是否认可他者的存在、对他人抱有多大关心的标准。而且，有共同体感觉的人关心的不是他人为自己做什么，而是关注自己能为他人做什么。而且，往往并不止于关心，他们会想如何才能将这些关心付诸实践，真正为他人做事，为他人做贡献。
有些人不想认可他者的存在，或者即使认可了他者的存在，也认为整个世界是以自己为中心在转的。我们在前面考察的神经症生活方式的人，就是这样看待自己与世界之关系的。
阿德勒说“对自己的执念”（Ichgebundenheit）才是个体心理学要重点攻击的靶子。（Alfred Adlers Individualpsychologie）
共鸣
阿德勒很重视“共鸣”。要想理解对方，必须先将对方和自己视为同一。（《难教育的孩子们》）比如，“如果换作我的话”把这句挂嘴边，把自己的看法套用在对方身上，（这就是前面所提的“属性化”），用这种做法根本就不可能正确理解对方。我们需要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设身处地地为对方考虑。要想与对方产生共鸣，并非易事。但这才是共同体感觉的基础。
阿德勒说，“用他人的眼睛看、用他人的耳朵听、用他人的心去感受”（《个体心理学讲义》），这就是共同体感觉的正确定义。不是“自己”，而是以“他人”的眼睛去看、听、感受，这样才能产生共鸣，才能获得共同体感觉。
比如，走钢丝的杂技演员差点从钢丝上掉下来时，台下的观众看着会十分揪心，他们能够感同身受，替演员捏一把汗，心里会感觉到恐惧。还有，想要杀人时，不能将对方和自己视为同一，所以杀人犯往往都会避免去正视对方充满恐惧的眼睛。看到它，杀人犯就无法对其下手了。杀人时用布去盖住对方的眼睛，这种行为不是替被害人考虑，而是因为杀人犯自己不敢看到对方眼睛才会这样做的。
战争
不仅仅是个人之间的杀人行为。阿德勒指出，战争是“为拯救人类文明、进步与人类文化，必须废除的人类最大灾难”。（《儿童教育心理学》）阿德勒在服兵役期间，趁休假在谈及共同体感觉时，质问他人凭什么不让人们反对战争，因为在他看来战争“等于是组织化的杀人和拷问行为”。（霍夫曼《阿德勒的一生》）有人问作为军医他对这场战争有什么印象时，他回答作为军医，目睹了人们内心的恐怖和切实的痛苦，他还强烈指责奥地利政府为了继续战争而不停地重复撒谎。阿德勒就是在这个场合上，提到了共同体感觉。
我们来看看前面提到过的“共鸣”要是放在战争这个问题上会如何作解释。战争不停止，是因为人们的共鸣能力、想象力严重不足和严重缺乏而引起的。
战争中总会有“这个人”或“那个人”死去。看到死者的脸，人是无法继续战下去的。发射导弹的士兵会接受专门训练，以确保他们不去联想具体个人的死亡。他们身上的产生共鸣能力以及想象力都会被有意识地、人为地消除掉。战场上明明每天都有不计其数的人流着鲜血死去，然而，没有直接参加过战争的人，接触到的是已排除了鲜血的、单调干燥的报道而已，他们在看和听这些报道的过程中逐渐麻痹其中，失去共鸣能力。那些毫无打算要赴前线的政治家身上根本找不到共鸣能力，这是不争的事实。
阿德勒说过“作为医生所目击的恐惧和痛苦”，他当时是在陆军医院服役，负责评估住院患者出院后能否继续服役。
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阿德勒是不同意心理创伤说法的。但是他身为军医，在人与人残酷厮杀的战场上，一定见过不少患有心病的人。在考察阿德勒如何看待战争神经症之前，我们先来确认一下阿德勒对于神经症治疗方式的大方向。
治疗方向
怎样才能治疗神经症呢？治疗者和患者建立良好的关系，治疗者鼓励患者提起勇气，这些固然重要；但是，更基本的应该是帮助患者理解行动、症状之目的，让他们意识到自身的错误。患者必须改善生活方式。
我们来确认一下什么是神经症生活方式。具体如下：
1。不想解决人生课题。
2。依赖他人。
3。支配他人。
4。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去理解人生课题。
5。认为他人皆为敌人。
总结起来，神经症者具有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观，只关心自己（self interest）。一方面，把他人视为敌人，同时，只关心他人能为自己做什么。这其实就是只关心自己的表现之一。
阿德勒想帮助他们改变自己，变得会关心别人（social interest）。这里所说的关心他人（social interest），就是前面所说的，共同体感觉（Gemeinschaftsgefühl）的英文表达。整个治疗过程和育儿、教育一样，是培养共同体感觉的过程。
要变得关心他人、而且做对他人有用的事情，就要先把他人视为“伙伴”而不是敌人。对于这一点，前面已经提过。如果可以将他人视为伙伴，那么自然而然地想为他人做出贡献。想到自己是以某种方式有用于他人的，也就会觉得自己有价值。这会给他带来自信，让他觉得自己可以为他人做出贡献、也有能力解决自己的人生课题。
即使是认为自己从未为他人做过贡献的人，哪怕为他人做过一次贡献，也会开始改变。只有相信不是过去决定现在时，神经症治疗才会变得可能。
理想化的共同体感觉
对于提倡共同体感觉的阿德勒来讲，战争会导致人与人反目成仇（gegen），在这一点上，战争和共同体感觉是两个极端对立的存在。
我对阿德勒的一生做过调查，有一件事觉得很不可思议。阿德勒虽然在战场目睹过很多悲惨的现实，却依然通过共同体感觉这个思想，对人类表现出了十分乐观的看法。我不禁想，阿德勒在战场看到人的无数愚蠢行为，难道就没有对“他者是伙伴”的想法产生过任何动摇吗？
阿德勒认为，共同体感觉是一种规范化的理想，即使在现实中无法实现，将它作为目标和理想这件事本身才是有意义的。我们再怎么关注杀人、战争等人类黑暗的部分，也无法消除黑暗。因为黑暗不是以实体的形态存在的。请注意此处藏着关键钥匙，可用来解开阿德勒在战争中获得的“共同体感觉”思想之谜底。
具有共同体感觉的人，会和他人合作、也会为他人做贡献（Sicher， The Collected Works of Lydia Sicher）。Sicher称，人天生具备“协作”的潜力（ibid。）。不过，这个“协作”能力是需要去培养的。阿德勒说，共同体感觉不是天生具备的能力，而是“一种先天具备的可能性”，必须靠有意识的培养才能开花结果。（《神经症人格是如何形成的》）的确是一种可能性，但究竟是不是先天性的，有待论证。共同体感觉若是先天性的，那么我们什么都不用做，它也能自动发挥和发展，可阿德勒明明是在说“必须靠有意识的培养才能开花结果”。
总之，这里强调的是，协作才是人类的原生态。Sicher说个体心理学是“假设（assume）人从一开始就主动选择了协作之路”。（Sicher， ibid。）
对于竞争，Sicher是这么说的。达尔文所说的以竞争为前提的适者生存理论，和作为人生第一原则的协作是背道而驰的。（ibid。）
达尔文也意识到（《儿童教育心理学》），动物比起单独活动，在成群结队时生存繁衍下来的概率会更高。人可以选择和人合作，也可以选择不合作。Sicher甚至说，合作是天生具备的可能性，而且也是事实，无论是从本性还是从生物学的角度上分析，非合作都是不可为的。（Sicher， ibid。）
请大家注意，Sicher说竞争是很常见但非正常的（usual but not normal），也是竞争最极大化的状态、即战争不是人类的本性（Sicher， ibid。）。我们不能说它是常见的，就能肯定它是正常的。
如此说来，大家应该能理解，阿德勒身处战争却能提出共同体感觉理论，并不是什么匪夷所思的事情。借用Sicher的说法，战争或许是经常发生的，但既不是正常的也不是人类的本性。
阿德勒指出，“一万人对一万人的战斗”（bellum omnium contra omnes）或许是一个世界观，但它不是普遍合理的。（《难教育的孩子们》）这句话以托马斯·霍布斯在《利维坦》中引用过的世人皆知的名言。人类都抱有自我保存欲，在压制别人的同时，追求自己的权利与幸福。这就是霍布斯所说的“自然状态”。
但是对于阿德勒而言，这种“一万人对一万人的战斗”，如刚刚所提到的，虽然是一个世界观，但不是普遍合理的，只有合作才是人类本来的状态，而不是争斗或竞争。阿德勒认为，人生是向着某种目标而采取的行动过程，“活着，就是进化”，人所追求的目标在本质上（sub spece aeternitas）应该是与整个人类走向完善之方向相一致的。
我在这里看到了阿德勒作为理想主义者的一面。理想主义者并不是无视现实。他们是基于现实状态，努力要超越它。值得一提的是阿德勒的基本思想，即他没有肯定现实中的竞争以及竞争达到极端时的状态——战争。
如果说阿德勒反对作为竞争最大化状态的战争，如前面所述，借用Sicher的说法，可以说协作虽不常见但属正常（unusual but normal），它才是必须给予肯定的。
当理想远离现实时，往往会被人们认为没有意义去提倡理想。但是请注意，理想一向和现实之间存在一定距离和分歧。阿德勒正是因为在战场目睹了悲惨的现实，而前面这种见解对现实产生的影响太大，所以，他才会为了躲避战争中的悲惨现实，创立了共同体感觉——这一理想化的思想。
事前理论和事后理论
“你那是理想论而已”，很多现实主义者反对理想主义者时常说的一句。首先得在现实中生活，这是起点，一切从这个起点开始，现实主义者的这个观点并没有错。但是，如果只看到现实，就容易陷入绝望，容易放弃，觉得什么都做不了、没有办法。一旦放弃，就不会再尝试改变现实。
现实主义从头到尾都在努力说明现实，但是说明并不能改变现实。对于一个抱着问题来找医生咨询的人，我们向他说明过去的成长经历才导致了你现在这些问题，过去经历才是原因，是改变不了他的现状的。现实主义被称为事后理论（post rem），理想主义则被称为事前（ante rem）理论。提出理想，人才会为了靠近理想而努力。弗洛伊德也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阿德勒不同的是，他认为人是有攻击本能的。我们一旦认可了人是有攻击本能，等于为他所有的事情提供了一个事后解释，根据这个理论，人犯下杀人罪也会被解释为“没有办法”。
战争神经症
阿德勒把战争神经症划入了神经症的范畴。他说，战争神经症本来就是有精神问题的人身上才出现的症状。（霍夫曼《阿德勒的一生》）
阿德勒认为，直面社会义务或借用前面提过的词汇的话，直面人生课题时露出胆怯的人会才会患上神经症。战争神经症也不例外，所有神经症都是发生在弱者身上的。弱者，无法让自己适应“大多数人的想法”，才会采取攻击性的态度，而这种态度就是以神经症的形式来呈现出来的。（霍夫曼，前述著作）从这个角度，神经症的确应该包含战争神经症。
阿德勒认为战争是无意义，批判政府发起战争的行为，这都是后来提出的。（霍夫曼，前述著作）我不认为阿德勒一开始也是抱着这种想法。神经症者遇到一个课题就想逃跑。对一个战争神经症者而言，战争就是他所直面的课题。我们是不是应该区别对待无法逃脱的课题和可以逃脱（或必须逃脱的）的课题呢？
实际上，阿德勒在战后指责某些人错用“共同体感觉”。（The individual Psychology of Alfred Adler）。还说，不应该把战争之罪推卸给志愿当士兵、志愿服兵役的人。
阿德勒为错用“共同体感觉”的例子举了在战争中军队最高指令官明知已经快战败，还在继续煽动几千个士兵赴战场送死的事情。司令官当然会主张自己这么做是为了国家利益，也有人同意这种观点，但是阿德勒说“不管司令官有什么理由，现在的我们，都不会把他当成是伙伴、同意他的观点了”。（《性格心理学》）
神经症患者康复后，阿德勒只能将他送回前线。这样做，等于是让他送死，可是阿德勒身为军医，只能忠实于自己的职责，他一直“陶醉”在这个想法中。有一个夜晚，他做了这样一个梦：
“我为了不把人送到危险的前线而做了好多努力。梦里，我突然有了一个想法，像是自己杀了一个人，但不知道杀的是谁。我一直在琢磨‘我到底是杀了谁呢’，于是，精神状态很差。其实，我是为了不让他送死，尽最大的努力把他送到一个最安全的部门，当然了，我是这样认为的。梦中的经历显然也是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个想法而出现的，当我理解了这个梦是一个借口而已时，从此再也没有做过梦。因为当我们不再依赖梦境，而是靠伦理和道理行动时，就没必要再为了做什么和不做什么而欺骗自己了。”（《个体心理学讲义》）
阿德勒不再根据梦，而是根据伦理来考虑事情后，便提出共同体感觉中的“共同体”或之前我们提过的“整体中的一部分”理论中的“整体”与现实中的共同体是不同的。对于战争神经症以及战争神经症的对待处理方式，也按照论理来做出理性的判断。
通常，人属于多个共同体。当眼前所属的共同体利益关系，与更大的共同体利益关系相冲突时，应该优先考虑更大的共同体利益关系。当我们需要决定患有战争神经症的士兵们康复后的去处时，如果我们考虑到了超过国家层面的、更大的共同体利益关系的话，就不会因为士兵们病好了就把他们送回战场。
站在这个观点考虑问题时，对于共同体的要求、比如这种情况下你被要求为国家而战时，有时还须说出“不”来拒绝。我们在前面分析过，阿德勒所说的共同体，不是现实中的共同体。认为无条件遵从国家命令的行为就是“善”（=好）的想法并不是阿德勒所说的共同体感觉。
阿德勒的友人、作家菲利斯·伯顿在见到阿德勒之前，期待见到一个“像苏格拉底一样的天才”。（霍夫曼《阿德勒的一生》）然而，见到真人后发现他只是一个普通人，并没有说出什么特别的内容，不禁对阿德勒失望。但是，当他听到阿德勒谈论战争时，伯顿幡然领悟到阿德勒的确不是一个普通人：
“当我第一次接触到阿德勒对于战争的观点时，不禁联想到了苏格拉底。公元前404年，雅典人投降，持续了27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终于结束。之后，没过多久是由反民主派的30人政权执政。该政权主要成员均为柏拉图的亲戚们，对于23岁的柏拉图来讲，似乎是一个参政的绝佳机会。”
然而，这个政权却变成了以斯巴达势力为后盾的独裁政权。反对派和疑似反对派的人一个个都被捕入狱被判死刑，变成了一个恐怖政治。30人政权命苏格拉底和其他四个人一同去萨拉弥斯（Salamis）强行带回一个叫雷恩的无辜的人。他一旦被带回来，就会被判处死刑。苏格拉底是怎么做的呢？其他四个人去萨拉弥斯带回了雷恩，只有苏格拉底拒绝执行这个不合理的命令，径自回了家。
“死亡对我来说一点都不是问题。我这是在用我的行动、而不是用语言——希望这个话不要听上去太粗暴——表达我尽全力坚持的做事原则，即人绝对不能做不正当、不义之事。”（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
第二年，30人政权被民主派的反对派用武力推翻，苏格拉底说要不是该政权及时被推翻，否则死的就是自己了。虽然苏格拉底有时候会遭人误解，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不是一个毫无原则地遵从和执行国家命令的人。
就这样，雅典恢复了民主制度，不料，Mélètos以该民主派的实力者Anytos为后盾，告发了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被判死刑。要知道，这可是为了保护遭遇亡命不公命运的民主派支持者雷恩而不惜性命来保护的苏格拉底呀。正义之士苏格拉底，以国法的名义被处死。苏格拉底所说的“不正当、不义之事绝对不可为”的“正义”，并非国家的正义。苏格拉底主张，遵守自己所属的国家之法律并不是高于一切的最重要的选项。
阿德勒不再把那些患有战争神经症的士兵们看成是为逃脱战争这一课题才得病的，同样，为不正当的权利支配而烦恼的人、核电站爆炸事故后被迫离开长年居住的故乡而患上了心病的人，我们不能把他们视为只是单纯逃避课题的弱者。阿德勒要是活在当下，就像苏格拉底保护雷恩一样，肯定会与那些最根本原因——“不正”战斗到底吧。
共鸣（resonance）
本章中提及，他者是和自己一样具有自由意志的存在，无法用蛮力强行支配。话虽如此，也不能把自己化成无，去迎合他人。自己和他者并不无关，离开和他人的关系，人是无法活下去的。那我们能不能谁都不去支配、也不受人支配、坚持自己的同时，与他人建立关系呢？
有些事情我们无法强迫他人，那就是爱与尊敬。“爱我吧”“尊敬我吧”。我们无法强迫他人来做这些。我们能为了成为一个值得受他人喜欢和尊敬的人，做出与之相符的行动，但是，仅此而已。他者如何看待自己，如前面所述，这不是我们自己的课题，而是他者的课题，既没法让他者爱上自己也无法让其尊敬自己。既然我们无法用强迫的方式和他者接触，那么接触他人的正确方式应该是什么呢？
森有正说道：
“里尔克的名字在我内心深处引起了共鸣，我突然毫不犹豫地、明明白白地悟出了我真正希望的是什么、究竟离它有多远等。”（《旅途中的天空》）
此处，需要注意的是，森有正将里尔克对自己产生的影响定义为“共鸣”（resonance，我内心的共鸣）。即不是支配、被支配的关系，而是两个人处于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在对方心中产生共鸣。
我们在后面会谈及“给予勇气”，所谓“给予勇气”，并不是这个词表面上所表达的那样给他人勇气的意思。阿德勒说，勇气这东西只能靠自己从有勇气的人身上学到。（Adler Speaks）。有勇气的人，会使他人引起共鸣。这就是阿德勒所说的“勇气会传染”（contagious）的真正含义。（ibid。）
对等关系
有可能产生共鸣的与他者的关系，是对等且横向关系。阿德勒说感觉到完全对等是比较困难的。
“命服侍的人和支配的人从脑子里完全剔除这等关系，感觉到双方是完全对等的，这即使是在今天也还是很难达到。（但是），有了“对等”这一想法，就已经是一大进步了。”（《性格心理学》）
“感觉到完全对等，即使是在今天也还是很难达到。”阿德勒这句话放到现在也无人能反驳，这是一件很悲哀的现实，但是，“有了‘对等’这一想法，就已经是一大进步了”这句话很正确。
“男性与女性的共生，必须以男女双方不是服从关系，而是一种伙伴关系、是一个劳动共同体为前提。这件事，即便现在也只是一个理想，但是至少它能作为一个标准来让我们看到人类文化进步了多少、离那个理想还有多少距离、失误是从哪里开始等。”（前述著作）
阿德勒很早就指出对等的人际关系之重要性。今日，男女对等关系，谁都觉得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即便如此，还有很多人认为，尤其是在意识层面上男性比女性处于优势。即使没有很赤裸裸地说男女不平等，但是他们的言行举止暴露了他们内心的想法。而且，很少有人认为大人和孩子是对等的。在职场，很多人认为上司比下属要高人一等。不管是哪一种，只是知识、经验、肩上的责任轻重的不同而已，作为一个人是对等的。除非平等观念作为一种感觉来渗透到人的内心，而不是作为一个大道理来存在，否则阿德勒所说的一切都是无效的，而且还可能被人误解，误用和乱用，给我们带来坏处。阿德勒说。
“如果想一起开心生活，就要彼此将对方视为对等人格。”（《神经症人格是如何形成的》）
“我们必须把孩子们当成朋友、当成对等的人。”（《儿童教育心理学》）
阿德勒说“现在还只是个理想”，但是，不管现实如何，阿德勒所说的对等的理念、理想如果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就应该为了实现这一理念而做出努力。
想要支配人是问题自然要解决，除了这个，对那些想支配自己的人，我们不能采取默许的态度，更不能主动卑躬屈膝地迎合和服从对方。阿德勒说道：“有一种人，对很无聊的事都会表示感谢、还总为自己的诞生而找理由。”（《性格心理学》）“总为自己的诞生而找理由”读到这句，我想起太宰治的《二十世纪的旗手》中一句著名台词“生为人，请原谅”。无论是谁，不是因为他做成了什么、而是因为他来到了这个世界、此时此刻还活着，这个事实本身就是有价值的。不用为这个找什么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