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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p; 阿德勒在他的著作中举的案例并不是神经症，而是综合失调症或抑郁症等精神疾病，也包括心身疾病。阿德勒那个时代，还没人经历过大脑的某种变化而引起的精神疾病案件。阿德勒的女儿、亚历山德拉·阿德勒（Alexandra Adler）是一名精神科医生，她说如果父亲知道药物疗法的话，肯定会接受的，还称父亲“不管对什么东西，都是保持着开放开明的态度”。（Manaster et al。 eds。， Alfred Adler： As We Remember Him）
那么阿德勒如果还活着，会全面依赖药物疗法吗？应该不会。的确，大脑如果发生什么病症，身体就会麻痹或失语不会讲话等现象发生。比如，明明想动手，但是如果手麻痹了或受到束缚，就没有动弹。但是，决定动手这一运动之目标的是我自己。我与大脑是独立分开的，是我在使用大脑，并不是大脑在使用我。大脑虽然是最重要的工具，但是人在行动时，并不是靠大脑来决定目标，心的起源并不是大脑，不是大脑在支配心。
我在五十岁时曾经因为心肌梗死而倒下，在生死边界徘徊过。幸好，保住了这条命。得救后，很快就开始了心脏康复练习。这些或许对很多人来说较为陌生。所谓心脏康复练习就是指，如果行动太猛或太突然，极有可能导致血管壁破裂，因此要慢慢增加走路的距离，逐渐恢复到原来的生活状态。健康的时候走路不会有任何痛苦，然而，发病后很容易感到呼吸困难走不动路。不过我还是努力做了康复练习，不管一步还是两步努力向前方迈步，因为是我自己判断这样做就是对我的“善”后，我的意志就会促使我的身体尽量克服困难，达到再次走路的目的。
神经症、精神疾病等症状，基本上也和这个类似。我之所以想现在动手指，是因为我抱着某种目的。比如，当人感到空腹时，就会向眼前的食物伸出手。但这并不是因为感到空腹才做出的行为。即使空腹，若需要控制食物时，我们就会下决心不进食。扔出的石子必定会落下，我们能计算和预测出整个落下路线。但是人的行动并不是如石子的运动般既定的，它有可能会从既定行动计划中脱离、变更。
目的论是阿德勒整个观点形成的基础。从目的论的角度去研究神经症、精神疾病等症状时，大脑、器官的生理、生化学状态和变化并不会立即引起相关症状。（Shulman，Essays in Schizophrenia）是病人先有了某种需求，再由他自己创造出了这些症状。这种需求，正是引发症状之“目的”。只要这种需求还在，那么即便我们靠药物、催眠疗法等治好了眼前的症状，肯定还会出现其他新的症状。比如，说自己为偏头痛而痛苦的人，靠药物消除了头痛后，或许就会出现失眠问题。神经症患者，往往以奇迹般的速度治好一个症状，同时，又毫无征兆地立即获得新的症状。症状，与其说是“发生”，倒不如说是病人靠自己的自由意愿去创造出来的。［《有关人生之意义的心理学（上）》］
使用感情
并不是感情在支配我们，而是，人为了某种目的而使用感情。
英语中表示“激情、激怒、热情”的单词passion，它的源语拉丁语“patior”具有“蒙受、承受”的含义。通常，人们认为passion是一种被动的情绪，很难抗拒。但是，被称为“使用的心理学”的阿德勒心理学却认为，人并不会被感情、激情所支配，而是，人在使用这些感情。感情是靠意志（at will）出现、抑或消失的。［《有关人生之意义的心理（上）》］
设想一下，在一家咖啡厅，服务员不小心洒了咖啡后，衣服被弄脏的客人勃然大怒的场景。服务员洒了咖啡和衣服被弄脏的客人大发雷霆这两件事几乎是前后连续发生的，看似两者之间有因果关系。但是，发生同样状况时，衣服被弄脏的人未必每次都会发怒。比如，洒了咖啡的服务员是一个年轻貌美的女服务员，或许客人就在一瞬间做了一个判断，对一个劲低头认错的服务员，微笑着说“没关系”。之所以发怒，是因为他要向对方传递某种讯息，想要促使对方接受自己的某种要求，为了这个目的才选择了生气发怒。实际上，大声责骂的话，服务员接受客人要求的可能性也会有所提高吧。
阿兰讲完本章开头介绍过的哭闹的孩子的故事后，继续举了一个例子，这是被送给亚历山大大帝的名马比赛佛勒斯的故事。一开始，任何驯养师都没能成功骑上比赛佛勒斯。如果是一般人，肯定把比赛佛勒斯当成了脾气暴躁的马了。但是亚历山大大帝却用心去观察和研究，还真发现了“针”。他发现比赛佛勒斯害怕自己的影子。它看到影子就会跳起来，这一跳，影子也会跟着它蹦起来，比赛佛勒斯会因此受到更大的惊吓。按照阿德勒的说法，对于比赛佛勒斯的行为，我们能找出其目的所在，即比赛佛勒斯是为了逃离不明真相的影子而蹦跳狂奔的。
发现这个原因后，亚历山大大帝就把比赛佛勒斯的鼻子面向太阳，让它保持这个角度不变，这样不仅使比赛佛勒斯安下心来，也让它感到了疲倦。比赛佛勒斯并不知晓自己为何暴跳。
我们所需要的并不是分析人的性格、调查过去发生的事情，就像比赛佛勒斯这个例子，重要的是要明确比赛佛勒斯自己都不知情的处境是什么、让它明白自己该做什么。换句话来讲，我们要找到无意识的行动、症状之目的。唯有这样，才可能改善现状，解决问题。
解决自由意志
相对于目的论而言，“原因论”指的是根据某种原因来解释行动、症状。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阿德勒认为人是靠“创造力”（自由意志）来创造目的的。人的行为，并不能全靠原因来说明和解释。看上去似乎是出于自由意志选择的行为，其实并没有查清其真正原因，本来想把所有归于必然性，无奈自由意志实在是太理所应当且鲜艳生动。
有一个叫伊壁鸠鲁（Epikouros）的哲学家，是从亚里士多德时代过了半世纪后才出现的。作为一个原子论者，他为了解救自由意志，称原子本来是在虚空间按照必然规则进行直线运动的，偶尔也会发生脱轨的情况。
伊壁鸠鲁引进了“脱轨”这个概念，认可了原子必然性运动中的例外。但是，为了解救自由意志，而去认可脱轨现象，要是从体系的一贯性来考虑，不得不说是一种破绽。不可否认，脱轨的概念，让人觉得多余、不自然。
但是，伊壁鸠鲁不顾让体系的一贯性遭受破绽的危险，依然用脱轨的形式去认可自由意志的存在，这件事本身却是很值得关注。包括大脑在内的人体有时候会夺取人的意志，但是人的自由意志肯定会脱离原因，逃脱掉。
内发的事情
石头只会向下运动，而人的行动并不会只选择一种。
“人的行动均由目标决定。人活着，肯定是出于某种目标或目的做出某种行为或者判断自己的立场。如果脑子里没有一定的目标，就无法思考也无法着手做事。”（《性格心理学》）
目的一定是在采取行动之前发生的。而该目的又是靠自由意志来选择的，并不是欲望、感情从身后推了人一把。肯定是人自己决定目标，向它走去。
“在画一条直线时，如果看不到目标，就无法画到终点。只靠欲望，是画不出任何线条的。也就是说，在制定目标之前，人是寸步难行的。一定要提前设想将来，才能向前迈进。”（《难教育的孩子们》）
要画线必须要看到目标，不过，最首要的还是要有画这条线的决心、要这么做的行动之“必然性”。（MENSCHENKENNTNIS/中文：理解人类本性）
如果没有下决心要画线，人就不会画画。画这个行为，是出自目的才会采取的。即使其他所有原因都具备了，如果没有为什么要画画的目的，那么画家根本就不会动手画画。
在此，阿德勒用了一个词汇，“必然性”（Notwendigkeit）。这不是指石子掉落运动这一类的必然性。名叫Frantz Kaps（译者注：音译）的年轻人为了得到赖内·马利亚·里尔克对自己写的诗的评价，便把作品寄给了里尔克。里尔克劝他说，今后不要去求别人做什么评价或批评，写诗一定是当你到了“非写不可”的状态时才写的。写诗的人好奇世人对自己作品的评价，这是很正常的。拿着自己的诗和别人的做比较。将诗寄给出版社，遭到编辑的拒绝就会感到不安。里尔克劝对方不要做这种事情。
他让Kaps扣心自问，“是否非写不可”。如果答案是“非写不可”，那么就根据“必然性”（Notwendigkeit）计划自己的生活。“我非写不可”（Ich mu？ schreiben），此时的mu？，意指发自内心地写（Briefe an einem jungen Dichter）。
作为“善”的目的
阿德勒创立的“个体心理学”（Individualpsychologie， individual psychology）中，作为原语使用的“个人（的）”（individual）是无法分割物（individuum）。个体心理学认为人是“无法分割的整体”，将其看作统一的物体。反对一切二元论，也反对以心和身体、感情和理性、意识和无意识来区分人。
如果从一元论角度去分析人的行为，就不会认为人的内心同时存在两个矛盾的欲望、人因为不知该如何选择而纠结。
比如，“为了减肥不吃零食，但是看到眼前的饼干，纠结了半天要不要吃，最终还是吃掉了”。这个叙述是不正确的。你要是想“最终还是吃掉了”“输给食欲了”，听起来像是本来不愿意吃的，但结果还是吃掉了，减肥还吃了零食的行为就不会受到追究。你会觉得在他吃掉的那一瞬间，吃这个行为对这个人来讲是“善”（为他好）。不管怎么判断和分析，那一刻对那个人来讲是一种“善”。
问题是，但凡想要的就一定是善吗？吃掉眼前的食物——这个行为对减肥中的人来讲，并不是善。对于一个因病情需要须控制进食量的人来讲，因为饿了就想吃多少吃多少，这并不是善。即便如此，还伸手拿零食，是因为他在那个时刻做出了判断，认为吃就是对自己的“善”。无论判断是否正确，一旦判断为“善”，人就会做出行动。我们可以说此时的善就是行动之目的。
他在纠结吃还是不吃，其实是因为他其实不知道不可以吃。吃掉了这个零食，分明对减肥这一状况来讲是一个错误的判断，之所以做出了错误判断，只是因为他不知道减肥对他来讲是善、是好事。
阿德勒认为关于意识和无意识，无意识不是从意识剥离出来的独立的行为，只是未被察觉到、未被理解而已。意识和无意识乍一看似乎是矛盾的，但其实是“一个统一实体的两个相辅相成的部分”。（《神经症人格是如何形成的》）
把人看成是如此不可分的整体，等于我们并不认为“人遇到有两个以上的选项时，会因不知选哪一个、无法做出判断而纠结、矛盾”。同时，也不承认“人身上会出现乖离现象，如人的一部分想要做这种事而其他部分则不同意”的现象。
柏拉图也把这种明知故“不为”、感情支配人的行为等情况称为“akrateia”。是指“无力”抵抗感情等的现象。常被翻译成“无抑制”或“意志薄弱”。柏拉图和阿德勒一样，不认可这个akrateia。比如，人们常说的“不由自主地发火”是不可能的。不可能是因为他被感情支配，身上的理性、知识便失去了相应的力量。
如果，人真的清楚什么是善的话，绝对不会受到感情支配。如果他被感情左右了，那么至少那个时候，他认为被感情左右才是对他的“善”。即应该这样做，但是他做不到。不是说他明知应该做而做不到，其实他并不知道那件事应该做、而且做才是对他的善。
人的行动皆由本能支配，有了这个理论，人被剥夺了“尊严”。阿德勒替人找回了这一尊严。阿德勒之子、精神科医生Kurt Adler如是说。（霍夫曼《阿德勒的一生》）（译者注：该书与著者名为音译、直译）
不只是本能，人的行动并不是由感情来支配的。决定你将来人生的，并不是过去的经历、父母的教育。如果这些因素能够决定人生的话，那岂不是今后的将来都能预测到了呢？
bsp; 阿德勒在他的著作中举的案例并不是神经症，而是综合失调症或抑郁症等精神疾病，也包括心身疾病。阿德勒那个时代，还没人经历过大脑的某种变化而引起的精神疾病案件。阿德勒的女儿、亚历山德拉·阿德勒（Alexandra Adler）是一名精神科医生，她说如果父亲知道药物疗法的话，肯定会接受的，还称父亲“不管对什么东西，都是保持着开放开明的态度”。（Manaster et al。 eds。， Alfred Adler： As We Remember Him）
那么阿德勒如果还活着，会全面依赖药物疗法吗？应该不会。的确，大脑如果发生什么病症，身体就会麻痹或失语不会讲话等现象发生。比如，明明想动手，但是如果手麻痹了或受到束缚，就没有动弹。但是，决定动手这一运动之目标的是我自己。我与大脑是独立分开的，是我在使用大脑，并不是大脑在使用我。大脑虽然是最重要的工具，但是人在行动时，并不是靠大脑来决定目标，心的起源并不是大脑，不是大脑在支配心。
我在五十岁时曾经因为心肌梗死而倒下，在生死边界徘徊过。幸好，保住了这条命。得救后，很快就开始了心脏康复练习。这些或许对很多人来说较为陌生。所谓心脏康复练习就是指，如果行动太猛或太突然，极有可能导致血管壁破裂，因此要慢慢增加走路的距离，逐渐恢复到原来的生活状态。健康的时候走路不会有任何痛苦，然而，发病后很容易感到呼吸困难走不动路。不过我还是努力做了康复练习，不管一步还是两步努力向前方迈步，因为是我自己判断这样做就是对我的“善”后，我的意志就会促使我的身体尽量克服困难，达到再次走路的目的。
神经症、精神疾病等症状，基本上也和这个类似。我之所以想现在动手指，是因为我抱着某种目的。比如，当人感到空腹时，就会向眼前的食物伸出手。但这并不是因为感到空腹才做出的行为。即使空腹，若需要控制食物时，我们就会下决心不进食。扔出的石子必定会落下，我们能计算和预测出整个落下路线。但是人的行动并不是如石子的运动般既定的，它有可能会从既定行动计划中脱离、变更。
目的论是阿德勒整个观点形成的基础。从目的论的角度去研究神经症、精神疾病等症状时，大脑、器官的生理、生化学状态和变化并不会立即引起相关症状。（Shulman，Essays in Schizophrenia）是病人先有了某种需求，再由他自己创造出了这些症状。这种需求，正是引发症状之“目的”。只要这种需求还在，那么即便我们靠药物、催眠疗法等治好了眼前的症状，肯定还会出现其他新的症状。比如，说自己为偏头痛而痛苦的人，靠药物消除了头痛后，或许就会出现失眠问题。神经症患者，往往以奇迹般的速度治好一个症状，同时，又毫无征兆地立即获得新的症状。症状，与其说是“发生”，倒不如说是病人靠自己的自由意愿去创造出来的。［《有关人生之意义的心理学（上）》］
使用感情
并不是感情在支配我们，而是，人为了某种目的而使用感情。
英语中表示“激情、激怒、热情”的单词passion，它的源语拉丁语“patior”具有“蒙受、承受”的含义。通常，人们认为passion是一种被动的情绪，很难抗拒。但是，被称为“使用的心理学”的阿德勒心理学却认为，人并不会被感情、激情所支配，而是，人在使用这些感情。感情是靠意志（at will）出现、抑或消失的。［《有关人生之意义的心理（上）》］
设想一下，在一家咖啡厅，服务员不小心洒了咖啡后，衣服被弄脏的客人勃然大怒的场景。服务员洒了咖啡和衣服被弄脏的客人大发雷霆这两件事几乎是前后连续发生的，看似两者之间有因果关系。但是，发生同样状况时，衣服被弄脏的人未必每次都会发怒。比如，洒了咖啡的服务员是一个年轻貌美的女服务员，或许客人就在一瞬间做了一个判断，对一个劲低头认错的服务员，微笑着说“没关系”。之所以发怒，是因为他要向对方传递某种讯息，想要促使对方接受自己的某种要求，为了这个目的才选择了生气发怒。实际上，大声责骂的话，服务员接受客人要求的可能性也会有所提高吧。
阿兰讲完本章开头介绍过的哭闹的孩子的故事后，继续举了一个例子，这是被送给亚历山大大帝的名马比赛佛勒斯的故事。一开始，任何驯养师都没能成功骑上比赛佛勒斯。如果是一般人，肯定把比赛佛勒斯当成了脾气暴躁的马了。但是亚历山大大帝却用心去观察和研究，还真发现了“针”。他发现比赛佛勒斯害怕自己的影子。它看到影子就会跳起来，这一跳，影子也会跟着它蹦起来，比赛佛勒斯会因此受到更大的惊吓。按照阿德勒的说法，对于比赛佛勒斯的行为，我们能找出其目的所在，即比赛佛勒斯是为了逃离不明真相的影子而蹦跳狂奔的。
发现这个原因后，亚历山大大帝就把比赛佛勒斯的鼻子面向太阳，让它保持这个角度不变，这样不仅使比赛佛勒斯安下心来，也让它感到了疲倦。比赛佛勒斯并不知晓自己为何暴跳。
我们所需要的并不是分析人的性格、调查过去发生的事情，就像比赛佛勒斯这个例子，重要的是要明确比赛佛勒斯自己都不知情的处境是什么、让它明白自己该做什么。换句话来讲，我们要找到无意识的行动、症状之目的。唯有这样，才可能改善现状，解决问题。
解决自由意志
相对于目的论而言，“原因论”指的是根据某种原因来解释行动、症状。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阿德勒认为人是靠“创造力”（自由意志）来创造目的的。人的行为，并不能全靠原因来说明和解释。看上去似乎是出于自由意志选择的行为，其实并没有查清其真正原因，本来想把所有归于必然性，无奈自由意志实在是太理所应当且鲜艳生动。
有一个叫伊壁鸠鲁（Epikouros）的哲学家，是从亚里士多德时代过了半世纪后才出现的。作为一个原子论者，他为了解救自由意志，称原子本来是在虚空间按照必然规则进行直线运动的，偶尔也会发生脱轨的情况。
伊壁鸠鲁引进了“脱轨”这个概念，认可了原子必然性运动中的例外。但是，为了解救自由意志，而去认可脱轨现象，要是从体系的一贯性来考虑，不得不说是一种破绽。不可否认，脱轨的概念，让人觉得多余、不自然。
但是，伊壁鸠鲁不顾让体系的一贯性遭受破绽的危险，依然用脱轨的形式去认可自由意志的存在，这件事本身却是很值得关注。包括大脑在内的人体有时候会夺取人的意志，但是人的自由意志肯定会脱离原因，逃脱掉。
内发的事情
石头只会向下运动，而人的行动并不会只选择一种。
“人的行动均由目标决定。人活着，肯定是出于某种目标或目的做出某种行为或者判断自己的立场。如果脑子里没有一定的目标，就无法思考也无法着手做事。”（《性格心理学》）
目的一定是在采取行动之前发生的。而该目的又是靠自由意志来选择的，并不是欲望、感情从身后推了人一把。肯定是人自己决定目标，向它走去。
“在画一条直线时，如果看不到目标，就无法画到终点。只靠欲望，是画不出任何线条的。也就是说，在制定目标之前，人是寸步难行的。一定要提前设想将来，才能向前迈进。”（《难教育的孩子们》）
要画线必须要看到目标，不过，最首要的还是要有画这条线的决心、要这么做的行动之“必然性”。（MENSCHENKENNTNIS/中文：理解人类本性）
如果没有下决心要画线，人就不会画画。画这个行为，是出自目的才会采取的。即使其他所有原因都具备了，如果没有为什么要画画的目的，那么画家根本就不会动手画画。
在此，阿德勒用了一个词汇，“必然性”（Notwendigkeit）。这不是指石子掉落运动这一类的必然性。名叫Frantz Kaps（译者注：音译）的年轻人为了得到赖内·马利亚·里尔克对自己写的诗的评价，便把作品寄给了里尔克。里尔克劝他说，今后不要去求别人做什么评价或批评，写诗一定是当你到了“非写不可”的状态时才写的。写诗的人好奇世人对自己作品的评价，这是很正常的。拿着自己的诗和别人的做比较。将诗寄给出版社，遭到编辑的拒绝就会感到不安。里尔克劝对方不要做这种事情。
他让Kaps扣心自问，“是否非写不可”。如果答案是“非写不可”，那么就根据“必然性”（Notwendigkeit）计划自己的生活。“我非写不可”（Ich mu？ schreiben），此时的mu？，意指发自内心地写（Briefe an einem jungen Dichter）。
作为“善”的目的
阿德勒创立的“个体心理学”（Individualpsychologie， individual psychology）中，作为原语使用的“个人（的）”（individual）是无法分割物（individuum）。个体心理学认为人是“无法分割的整体”，将其看作统一的物体。反对一切二元论，也反对以心和身体、感情和理性、意识和无意识来区分人。
如果从一元论角度去分析人的行为，就不会认为人的内心同时存在两个矛盾的欲望、人因为不知该如何选择而纠结。
比如，“为了减肥不吃零食，但是看到眼前的饼干，纠结了半天要不要吃，最终还是吃掉了”。这个叙述是不正确的。你要是想“最终还是吃掉了”“输给食欲了”，听起来像是本来不愿意吃的，但结果还是吃掉了，减肥还吃了零食的行为就不会受到追究。你会觉得在他吃掉的那一瞬间，吃这个行为对这个人来讲是“善”（为他好）。不管怎么判断和分析，那一刻对那个人来讲是一种“善”。
问题是，但凡想要的就一定是善吗？吃掉眼前的食物——这个行为对减肥中的人来讲，并不是善。对于一个因病情需要须控制进食量的人来讲，因为饿了就想吃多少吃多少，这并不是善。即便如此，还伸手拿零食，是因为他在那个时刻做出了判断，认为吃就是对自己的“善”。无论判断是否正确，一旦判断为“善”，人就会做出行动。我们可以说此时的善就是行动之目的。
他在纠结吃还是不吃，其实是因为他其实不知道不可以吃。吃掉了这个零食，分明对减肥这一状况来讲是一个错误的判断，之所以做出了错误判断，只是因为他不知道减肥对他来讲是善、是好事。
阿德勒认为关于意识和无意识，无意识不是从意识剥离出来的独立的行为，只是未被察觉到、未被理解而已。意识和无意识乍一看似乎是矛盾的，但其实是“一个统一实体的两个相辅相成的部分”。（《神经症人格是如何形成的》）
把人看成是如此不可分的整体，等于我们并不认为“人遇到有两个以上的选项时，会因不知选哪一个、无法做出判断而纠结、矛盾”。同时，也不承认“人身上会出现乖离现象，如人的一部分想要做这种事而其他部分则不同意”的现象。
柏拉图也把这种明知故“不为”、感情支配人的行为等情况称为“akrateia”。是指“无力”抵抗感情等的现象。常被翻译成“无抑制”或“意志薄弱”。柏拉图和阿德勒一样，不认可这个akrateia。比如，人们常说的“不由自主地发火”是不可能的。不可能是因为他被感情支配，身上的理性、知识便失去了相应的力量。
如果，人真的清楚什么是善的话，绝对不会受到感情支配。如果他被感情左右了，那么至少那个时候，他认为被感情左右才是对他的“善”。即应该这样做，但是他做不到。不是说他明知应该做而做不到，其实他并不知道那件事应该做、而且做才是对他的善。
人的行动皆由本能支配，有了这个理论，人被剥夺了“尊严”。阿德勒替人找回了这一尊严。阿德勒之子、精神科医生Kurt Adler如是说。（霍夫曼《阿德勒的一生》）（译者注：该书与著者名为音译、直译）
不只是本能，人的行动并不是由感情来支配的。决定你将来人生的，并不是过去的经历、父母的教育。如果这些因素能够决定人生的话，那岂不是今后的将来都能预测到了呢？